争臣论

或问谏议大夫⁽¹⁾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²⁾之鄙⁽³⁾，晋⁽²⁾之鄙⁽³⁾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⁴⁾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¹⁾。人皆以为华，阳子⁽⁵⁾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有人在我这里问谏议大夫阳城：“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他学问渊博见识广博，不用求教于人。按古人的道理行事，居住在晋地的偏远之处。晋地的百姓受到他德行的熏陶因此有几千人善良。有大臣听说了便举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很光彩，阳子并没有喜色。待在这个位置上五年了，看他的德行如同还是在野一样。他岂是因富贵而偏移心志的人啊！”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²⁾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⁷⁾之故⁽³⁾。”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⁴⁾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²⁾，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⁷⁾”之节；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⁵⁾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¹⁾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⁹⁾，忽焉不加喜戚⁽¹⁰⁾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⁶⁾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土，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¹⁾以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¹⁾将为禄仕⁽¹¹⁾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¹¹⁾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¹²⁾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¹³⁾矣，尝为乘田⁽¹⁴⁾矣，亦不敢旷⁽⁵⁾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¹⁾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¹⁵⁾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韩愈我回答他道：“这就是《易经》的柔顺的恒卦所说的长久不变它的德操对男人是坏事啊。怎么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哦？在《易经·蛊》的上九卦中说：‘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情操高尚’。《蹇》的六二卦就说：‘国家的臣子处境艰险，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是为了国家和君主啊。’这也是因为在不同的时段境况，而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不同。象《蛊》的上九卦，处在无所作为的境地，却要致力于并非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尚事业；象《蹇》的六二卦，处在国家臣子的位子，却将不理国事作为高尚的心志，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对为官不作为的现象的讽刺就会很多。这样的样板可不能作为标准，而且其过错的遗害终久难以消除的。如今阳先生在职不算不久了，了解天下的得失不可能不熟悉了，天子待他不可谓不是厚爱有加了，而他却未曾有一句涉及朝政的话，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像越国的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轻飘飘在他的心里没有一点喜忧的感受。问他的官职，就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就说：‘下大夫级别的薪俸’；问他的职责，就说：‘我不知道啊’。有道之士，原本是这样的吗？而且我还听说：有官职的人，不称其职就离开；有进言责任的人，进言而无作用就离开。今天的阳先生认为他自己进言了吗？该进言而不言语，与不用他的进言而不离开，没有一样是值得肯定的。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出仕吧？古人有话说：‘为官不是因为贫穷，而有的时候又是因为贫穷’，说的就是为了俸禄的官员。这种官员应当辞去尊贵的官职而呆在卑下的地位，离开富有处身贫穷，象那些守关打更的人一样就行了。孔子曾经做粮仓主管，曾经做六畜主管，都不敢耽误他的职守，必定说：‘统计停当了才算完啊’，必定说：‘牛羊生长好了才行啊’。象阳先生的俸禄，不是卑下和贫穷，这是非常明显的，却如此作为，他这样可以吗？”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¹⁾恶讪⁽²⁾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³⁾嘉猷⁽⁴⁾，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¹⁾之用心，亦若此者。

有的人说：“不，不是这样的。阳先生不讽谏皇帝的原因，是作为臣子不做揭示他的君主的过错来得到名望的行为，所以虽然有谏有议论，让人不得而知啊。《书经》说：‘你有好谋划好的策略，就进到里面告诉你的君主，你在外面夸奖君主，说：‘这么好的谋划这么好的策略，只有我的君主的德行才想得出来。’阳先生的用心，也和这是一样的。”

愈应之曰：若阳子⁽²⁾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¹⁾宰相者之事，非阳子⁽²⁾之所宜行也。夫阳子⁽²⁾本以布衣隐于蓬蒿⁽³⁾之下，主上嘉其行谊⁽⁴⁾，擢⁽⁵⁾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⁶⁾之臣，天子有不僭赏⁽⁷⁾、从谏如流⁽⁸⁾之美。庶岩穴之士⁽⁹⁾，闻而慕之，束带结发⁽¹⁰⁾，愿进于阙下⁽¹¹⁾，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¹²⁾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¹⁾宰相之事，非阳子⁽²⁾之所宜行也。且阳子⁽²⁾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韩愈我回应道：“如果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更让我迷惑的了。进去讽谏君主，出来不让人知道的臣子，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先生适合做的事。阳先生本来以百姓的身份隐居在蒿草棚之下，皇上奖赏他的行为适宜，提拔他到这个职位。官职以谏作为名称，完全应该有行动来尽他的职守，让全国各地和后代知道朝廷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直言的臣子，天子有不误赏、顺遂地听从讽谏的美德。那些山林隐居的人士，听了便羡慕他，绑好衣带扎起头发打扮整齐，愿意来到朝廷申述他们的见解，致使我们的皇帝成为尧舜一样的贤帝，英明名声流芳万古。如同《书经》所说的，那么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先生所适合去做的。而阳先生的用心是要让君主讨厌听到自己的过错吧？是促使这种现象的发生啊。”

或曰：阳子⁽¹⁾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有的人说：“阳先生的不求闻名而人们宣扬他，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他，是不得已而起来的。他坚守他的原则不变，为什么您责备他这么严厉呢？”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²⁾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³⁾，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⁴⁾，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⁵⁾，而墨突不得黔⁽⁶⁾。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⁷⁾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馀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¹⁾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⁷⁾而闵⁽²⁾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韩愈我说：“自古圣人贤士都没有有求于闻名、被任用。为当时的不平而忧患、为民众不得治理而忧患，按照他们的原则，是不敢独善其身，而一定要普救天下啊；勤劳不懈，到死才算结束。所以禹过家门不入，孔子来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继续赶路游说列国，而墨子家烟囱都熏不黑长年累月奔波在外。这两为圣人一位贤士，岂会不知道自己的安逸是享乐吗？实在是敬畏上天寄托的责任同情百姓的困苦啊。上天授予某人贤能的才能，难道是使他自己优于旁人就完了吗？其实是要用他们补救这个世上的不足之处啊。耳目在身上的作用，耳朵是用来听而眼睛是用来看，听清楚那些是非，看清楚那些险和易，然后身体才得安宁啊。圣贤的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耳目啊；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是圣贤的身体啊。而阳先生如果不贤能，就要受贤能的人役使来效力他的上级啊。如果他真的贤能，就本该敬畏天命而为人们的困苦忧愁，怎能好整以暇地自得安逸呢？”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¹⁾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有的人说：“我听说君子不喜欢强加于人，而且不揭发别人的阴私指责别人的过失来表现自己的直率。象先生这样的言论，直率是够直率的，不是损伤自己的德行而且浪费唇舌吗？喜欢和盘托出揭示别人的过错，国武子之所以在齐国被杀，先生也听说了吧？”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¹⁾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¹⁾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韩愈我说：“君子处在他的职位上，就想的是为他的职责而死；没有得到职位，就要想着说好他的言论来阐明他的道理。我是要阐明道理，不是来表现自己的直率而强加于人。而且国武子不能亲近获得善人的理解，只是喜欢在内乱的国家说出所有的言论，所以被杀。古书上说：‘只有善良的人能够接受所有的言论。’是说他们听了能够改正缺点。您告诉我说：‘阳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现在虽然不能达到自己所认为的高度，阳先生难道不是一个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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