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

苏轼

原文 译文 拼音版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各国的诸侯及卿相,都争相收养人才。上到谋士、说客,谈天说地的、修饰文词的,辩论“坚白”“同异”之类的人,下到击剑行刺的、力能扛鼎的,以及鸡鸣狗盗之辈,没有不以宾客的礼节去款待他们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珍贵的食物、被招待在官府里的人,数不清有多少。越王勾践有“君子军”六千人;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吕不韦等,都有宾客三千人。而孟尝君还在薛地招聚了六万家侠客及犯罪的人,齐国稷下学宫聚集的学者也有千人之多;魏文侯、燕昭王、燕太子丹等,也都招致了无数宾客。后来到了秦汉之际,张耳、陈余号称收养了许多人才,他们手下的宾客及仆役,都是天下的俊杰,田横也有五百士人。见于传记的大概就是这些,估计不见记载的,应当是官吏的一倍、农民的一半。这些都是祸害百姓、危害国家的人,百姓怎么吃得消,国家又怎么受得了呢?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

苏子说:这是古代贤明君主所不能避免的事。国家有坏人,就像鸟兽中有猛禽,昆虫中有毒虫一样。把他们分别处理安置,使他们都能各安本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把他们尽数铲除掉,是没有道理的。我曾就世代的兴废考察过,知道六国之所以长久存在,而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原因都在这里,不可不明察。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有智谋的人、有勇气的人、有辩才的人、有气力的人,这四种人,都是百姓中的优异杰出之士,大多是不能自己穿坏的吃坏的而去奉养别人的,都是要役使别人来奉养自己的一些人。所以从前的帝王把天下的富贵分出一部分来,和这四种人共同享有。这四种人不失去常业,百姓就安定了。四种人虽然各不相同,可是从前的帝王却根据习俗来制定法律制度,使他们都从同一途径中出身。三代以上是从学校中出身,战国到秦代是从宾客中出身,汉以后是由郡县官吏的选拔出身,魏晋以来是由九品中正出身,从隋唐到现在是由科举考试出身。虽然不完全是这样,但就大多数而言是这样的。六国的君主,虐待他的百姓,并不亚于秦始皇与秦二世,然而在那个时候,百姓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叛。这是因为百姓中的优异杰出之士,多数都被当作宾客奉养起来,没有失去常业。至于那些努力耕作奉养官府的,都是朴实愚钝而没有什么作为的人,虽然想反叛,但是没有人去领导他们,这是六国能略微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秦始皇当初想驱逐宾客,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才没有实行。统一天下以后,就认为宾客是没有用处的,于是便信任法律而不信任人才,认为百姓可以靠法律来统治,认为官吏不必有才华,只要能够遵守我的法律就够了。所以才毁坏了名城,杀掉了豪杰,对于百姓中优秀而又有特殊才干的人,将他们遣散还乡。从前就食于战国四公于和吕不韦的那些人,都回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他们是面黄肌瘦的老死在贫苦生活中呢,还是停止耕作、叹息着等待时机呢?秦期的变乱,虽然形成于秦二世在位之时,然而假使秦始皇当初知道畏惧这四种人,设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去常业,那么秦朝的灭亡,还不至于这样快。把上百万头虎狼放到山林里却让它们饿着、渴着,不知道它们将来是要吃人的。世人认为秦始皇聪明,我是不相信的。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楚汉之争带来的灾祸,使百姓死伤殆尽,豪杰之士也应该没有多少了,然而代相陈豨,侍从的车仍然有一千辆,都满载着宾客,萧何与曹参这两位相国先后当政并没有加以禁止。到了汉文帝、景帝、武帝的时代,法令已经非常严密,可是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梁王刘武,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那些人,都还争着招致宾客,各代统治者并不过问。这难道是借鉴秦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单靠官爵和俸禄不能完全笼络住天下的人才,所以稍稍放宽一点,使他们也许能够从宾客中出头吗?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像那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就不是这样,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会爱护他人,百姓学习了礼乐就容易使唤了。”

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唉,这哪里是秦朝和汉朝能够比得上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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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六国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政论文。这篇文章通过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养士”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六国诸侯卿相都争相养士,是他们得以久存的原因,并将“士”分为智、辩、勇、力四种,他们各有着自己的才能,从而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作者认为战国时期之所以维系长久的关键,在于统治阶层能够给各种人才生存的空间和发挥才能的机会,古往今来笼络人才是统治的基石和关键。苏轼此论虽有失偏颇,但见解新颖,论述周详,有好辩善辩的风格。

创作背景

《六国论》这篇文章各本标题不一,南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四题作《六国论》,宋刊本《三苏先生文粹》卷二十一题作《战国任侠》(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为《战国任侠论》),明万历赵开美刊五卷本《东坡志林》卷五题作《游士失职之祸》。

清《四库书目》卷一百二十子集载《东坡志林》五卷,指出《志林》是“随手所记”性质。明茅坤认为:“余览《志林》十三首,按年谱,子瞻由南海后所作。”较确切点说,这篇文章是苏轼贬官南海儋耳,生活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曾枣庄《苏轼评传》)的艰难境况下写的,系晚年之作。宋代对文人士大夫的思想统治,吴小如在《宋诗漫谈》一文中认为是“似宽实严”,“到北宋后期,从潜在的舆论的压力逐渐转化为公开的政令的控制”。苏轼生逢其时,宦途坎坷,屡遵贬斥,而且每次都因言论文字得罪。著名的“乌台诗案”几乎使苏轼断送了生命。后来,在政治上新旧两党的夹击中,他浮沉宦海,很不得志。贬官惠州时,其弟“子由及诸相识皆有书,痛戒作诗”。他自己也觉得“当焚砚弃笔,不但作而不出也”,“遂不作一字”(《东坡续集》卷七《与程正辅书》)。因而,他在南海,身边只有“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与程全父》)的陶渊明一集和柳宗元诗文数策,只好以诗文自娱了。其时所作史论,往往有他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发掘出来的一些他人不易发现的新颖见解,寄寓着苏轼深沉的忧国之思和痛切的身世之感的《六国论》,便是其中之一。

苏轼

苏轼(诗神)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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