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维翰论

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¹⁾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²⁾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

为国家出谋划策但给天下遗留下大祸患，这样的人是天下的罪人，但这样的人是有等级的。祸患天下比较短的时间，就是短时间的罪人，卢杞就是这样的人；祸患殃及一代人的，就是一代人的罪人，李林甫就是；祸患殃及万代的，就是万代罪人，自有人以来，只有桑维翰称得上是这样的人了。

刘知远⁽¹⁾决策以劝石敬瑭⁽²⁾之反，倚河山之险，恃士马之强，而知李从珂⁽³⁾之浅輭⁽⁴⁾，无难摧砬，其计定矣。而维翰急请屈节以事契丹⁽⁵⁾。敬瑭智劣胆虚，遽以其策，称臣割地，授予夺之权于夷狄，知远争之而不胜⁽⁶⁾。于是而生民之肝脑，五曾三王之衣冠礼乐，驱以入于狂流。契丹⁽⁵⁾弱，而女直⁽⁷⁾乘之；女直⁽⁷⁾弱，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⁸⁾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维翰尸⁽⁹⁾之也。

刘知远出谋划策来鼓励石敬瑭谋反，倚仗山河险要，依靠兵马强壮，并且知道李从珂的浅薄、懦弱，势力不难推倒，这样的计谋就确定了。但桑维翰急切地请求折节来侍奉契丹。石敬瑭智力低微、胆子很小，就急忙听从桑维翰的计策，割地称臣，给了契丹生杀予夺的权利，刘知远据理力争但没有胜利。于是把百姓的生命、五帝三王的规矩都付之东流。契丹变弱小，女真乘机壮大；女真变弱小，蒙古乘机壮大；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祸患，百姓都沦落为夷狄的奴隶。这不是石敬瑭当初的想法，恰恰是桑维翰主使他这样。

夫维翰起家文墨，为敬瑭书记，固唐教养之士人也，何仇于李氏，而必欲灭之？何德于敬瑭，而必欲戴之为天子？敬瑭而死于从珂之手。维翰自有馀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己抑不能为知远而相因而起。其为喜祸之奸人，姑不足责；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刘知远⁽¹⁾辈，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群言，决意以戴犬羊为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终始重贵⁽³⁾之廷，唯以曲媚契丹⁽²⁾为一定不迁之策，使重贵⁽³⁾糜天下以奉契丹⁽²⁾。民财竭，民心解，帝昺⁽⁴⁾厓山之祸，势所固然。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不仅重贵⁽³⁾缧系⁽⁵⁾，客死穹庐⁽⁶⁾而已也。论者乃以亡国之罪归景延广⁽⁷⁾，不亦诬乎？延广之不胜，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谋强，可用为咎，亦仅倾臬捩鸡⁽⁸⁾徼幸之宗社，非有损于尧封禹甸⁽⁹⁾之中原也。义问⁽¹⁰⁾已昭，虽败犹荣。石氏之存亡，恶足论哉！

桑维翰起家于刀笔文墨，是石敬瑭的书记官，本来是后唐教育培养的士子，对李氏有何仇恨，却一定要消灭他？对石敬瑭有何感恩戴德，却一定要拥戴他为天子？石敬瑭如果死于李从珂德之手，桑维翰自有居住、生活的地方。石敬瑭篡位的图谋已经实现，却不能说因为刘知远的计谋而起的。他是一个喜欢祸乱的奸人，暂且不足以责备；假使一定想让石敬瑭成功，也可以交给给刘知远这类人，慢慢地收获必定得到的成功。（桑维翰）却力排众议，一心以异族为君父，我不知道是何用心！石重贵在位期间，（桑维翰）只知道把曲意逢迎契丹作为确定不移的策略，使重贵耗费天下财富来侍奉契丹。百姓财产耗尽，民心涣散，后来南宋皇帝赵昺在崖山的灾祸，就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毁坏野蛮民族与华夏民族最大的防线，给世世代代带来祸患；就不仅是重贵被俘虏、客死他乡而已了。议论的人把亡国的罪过归于景延广，（这）难道不是诬陷吗？景延广的失败，只是不幸运罢了！他智慧太小而图谋过大，可以把这个看作他的过错，可也仅仅是倾亡了臬捩鸡侥幸得来的国家，并不是对传统的中华造成了损害。正义的名声已经昭显，即使败了也是光荣的。至于石敬瑭的生死存亡，还哪里值得讨论呢。

正名义于中夏者，延广也；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存中国以授于宋者，刘知远⁽¹⁾也；于当日之俦辈而有取焉，则此三人可录也。自有生民以来，覆载⁽²⁾不容之罪，维翰当之。胡文定⁽³⁾传《春秋》而亟称其功，殆为秦桧之嚆矢与？

（在危难之中）维护华夏名义的，是景延广；做事虽然大逆不道，但有正直名声的，是安重荣；保存华夏把它交给宋的，是刘知远。如果在当时的那些人中选择的话，只有这三个人可以记录。自有人类以来，犯下天地不容之罪过的，只有桑维翰称得上。胡文定写《春秋传》极力称赞他的功劳，这恐怕是秦桧之流的始作俑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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