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五首·其三

《有感五首》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组政论诗。这五首诗提出息战、行俭德、封建的文治主张，呼吁君主下“哀痛诏”罪己，与民更始，抒发了作者在当时复杂时势下特有的情志，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和政治情况的深刻了解和认识。全诗富于政论色彩，又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

第三首诗表明诗人反对迁都洛阳之议，希望朝廷能力行俭约，减轻人民疾苦。安史乱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残破，每年要从江淮转运大量粮食到长安；加上吐蕃进扰，长安处在直接威胁之下，因此朝中有迁都之议。这首诗即为此有感而发。首联先从洛阳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写起。地理位置优越就是主张迁都洛阳的人所持的主要理由。诗人用肯定的口吻加以转述，是因为单就地理位置而论，洛阳确有建都的优越条件。这里先让一步，正是为了使下面转出的议论更加有力。这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手法。颔联紧承“舟车”“贡赋”，翻出新意。话说得很委婉。实际上杜甫是反对迁都洛阳的，但他一则旁敲侧击，说“天中”只不过提供了苛敛之便；一则反话正说，明言百姓所待以见百姓所怨。当时持迁都之议的人们中，必有以百姓盼望皇帝东幸洛阳为辞的，所以诗人含而不露地反唇相讥道：百姓所望的是“翠华春”，可不是盼来一场更大的灾难！主张迁都洛阳的人还将洛阳的地险作为迁都的理由，于是诗人又针对这种议论而发表见解道：“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杜甫并不是否认“金汤固”的作用，而是认为，对于巩固封建国家政权来说，根本的凭藉是不断革新政治，使人民安居乐业。两句一反一正，一谆谆告诫，一热情希望，显得特别语重心长。诗写到这里，已经从具体的迁都问题引申开去，提高、升华到根本的施政原则，因此下一联就进一步说到怎样才能“长令宇宙新”。答案原极简单而平常：“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这里指出了所谓“盗贼”的根源即在于统治阶级尤其是皇帝本身的奢侈剥削，“官逼民反”，原是一个极平凡的道理，但却无人肯说、敢说。道理本很简单，故曰“不过”。颈联“莫取”“长令”，反复叮咛，极其郑重，末联却轻描淡写地拈出“不过”二字。这高举轻放的戏剧性转折，使得轻描淡写的“不过”更加引人注目，更增含蕴。为了进一步强调“行俭德”的重要，诗人又语重心长地补上一句“盗贼本王臣”，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事实。思想的深刻，感情的深沉和语言的明快尖锐，在这里被和谐地统一起来了。

《有感五首》一般认为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秋，当时杜甫在梓州一带。而杨伦持不同观点：“此诗或编在广德元年之春，事迹既多不合。或编在是年冬，方当蕃寇狓猖，乘舆播越，岂宜有‘慎勿吞青海’语，且此时而欲议封建，则亦迂矣。详其语意，当是收京后广德二年（764）春作。盖吐蕃虽退，而诸镇多跋扈不臣，公复忧其致乱，作此惩前毖后之词。未几，仆固怀恩遂引吐蕃、回纥入寇，亦已有先见。所谓编次得，则诗意自明也。”这五首诗和当时国家的政治军事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