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黄县县学记

曾巩

原文 译文 拼音版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1),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1)(20)(1)《诗》(2)《书》(3)六艺(4)弦歌(5)洗爵(6)、俯仰之(7)、升降之(8)(26)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24)(9);又有祭祀、乡射、养老(10)之礼、(26)习其恭让(11)进材(12)论狱(13)出兵(14)授捷(15)之法,(26)习其从事。师(16)(26)解其(17)劝惩(18)(26)勉其进,戒其不(19),其所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1)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26)进之(20),而无过不(27)。使其识之明,(21)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25)(26)祸福死生之故,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为所(26)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始终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22)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27)出而(23)天下之任,列百官之(20),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1)问然也。

古代的人,从大夫统治的家,诸 侯统治的国,到天子统治的天下都有学校,从小到长大,没有离开过学校。学校有《诗经》、《书经》、六艺,有弹琴、唱歌、洗爵,俯仰的仪容,上堂下堂的礼节,用来培养训练身心、耳目和手脚的动作;又有祭祀、乡射和养老的礼制,用来培养恭敬谦让的品德;又有举荐人才,论定官司曲直,接受武器、献捷的规定,用来训练自己办事的能力。学校有老师、同学解释疑惑,用奖惩来鼓励进步,警戒不合标准的言行。学校从事的工作就是这样。它的要旨,是务必使人人培养(好的) 才能品性,不只是防止他们思想行为不端正,胡作非为。人的品性虽然有刚强、柔弱、迟缓、急迫的区别,但是都可以达到不偏不倚的“中”,而没超过和达不到的情况。在学校可使他们识见高明,气质充满心胸,那么在运用才干时,处在前进、后退,得意不得意的时候,没有不恰到好处的;临到灾祸、死亡变故,也不会动摇他的意志。治理天下的读书人,为培养自身作的准备就是这样,要使他们知道天地事物的变化,古今太平混乱的道理,直到减少、增加、废弃、新制(什么政策)、(什么应在)先、(什么应在)后的关键,全都明白。他们在学堂上,四海九州的事务,万代的策略都得到了,等到出来担当治理天下的任务,排列在百官当中,任随干什么,没有不可以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向所学习的就是这样。

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3)为国家天下之大体(4),皆自(1)出,而无斯须(5)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6)于内;其(7)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8)(13)自然(9),而待之(13)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10);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2)材可(13)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11)(12)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

凡是人起居、饮食、动作这等小事,至于培养自身及治理国 家、天下的要点,都从学习得来,不能片刻离开教育。那关于眼看、耳听及四肢的活动,必须与内心融洽;那对开头严格要求的,一定要使他们坚持到结束。用循序渐进的办法培训他们,期望他们通过长期积累(成大器)。唉!这是何等样的高标准哪!所以那(好)习俗养成了,那么刑罚就不用了;那人才已经培养成了,那么,三公、百官就得到人选了;那制定的法规具长期性,那么,中等才干的人就可以保证执行;那习俗法规已深入人心,那么即使世道变衰也不会混乱。办教育达到这样高标准的地步,它鼓舞天下,人不察觉却追随着它,(治理天下)难道还要花功夫吗?

(10)三代衰,圣人之制作(2)尽坏,千馀年之间,(1)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3),而(4)(5)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6)之质,而无教养之(7),则其材之不成,固然。盖(9)(1)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8)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5)之所(9)不行,贼盗刑罚之所(9)积,其不(9)此也欤?

到夏商周衰落,圣人制定的教育制度和方法全废弃了,一千多年之间,教育上如果还有存在的东西,也不是古代的了。人对于自身的品德和行为,只是放任自己,面对政务,处理人的方法,向来本不讲究。读书人有聪明、纯朴、美好的本质,却没有教养、熏陶,那么不能培育成人才,就本该是这样了。用没有受过教育的,未成器的“人才”,充当天下的官吏,又承接衰败世道之后,治理没有教育过的百姓。啊!仁政不能施行,处理贼盗的案件积累很多的原因,不就是这个吗?

宋兴几百年(3)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7)(1)为先,于是天下之(1)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4)犹不能有(1)。士之(1)者皆相(2)(5)于州,(7)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1)复废,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释奠(6)之事(7)著于令,则(8)(7)庙祀孔氏,庙不复理。

宋朝兴起已经差不多百年了。庆历三年, 天子谋划当代的政务,把学校教育摆在优先地位,于是天下的学校才建立起来。正当这时,抚州的宜黄县还未有学校。要学习的读书人,互相领着寄住在抚州,聚集起来讲学。第二年,天下的学校又废弃了,读书人又都散了离开,而春秋两季用释奠之礼(祭祀孔子)的事已写进了政令,曾经在庙宇中祭祀孔子,(现在)庙不再修理。

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1)。而县之士某某(3)与其徒皆自(2)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4)(5),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6),而门(7)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8)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9)无外求者。其相基(10)会作(11)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固且速也!

皇祐元年,恰巧县令李详先生到来,才提议建立学校。而县的读书人某某和他的学生都自认为可以在学校发愤攻读了,没有不互相鼓励和为这事奔走的。所以那木料不收缴而有多的,匠人不待发动来的也不少。学校建成了,集中在一起的房屋有若干间,门和夹墙的位置端正,读书人住的地方都够 了。积在一起的器具有若干,而祭祀、饮宴、食宿所用的都具备了。学校正殿上供奉的塑像,孔氏以下,陪祭的人也都齐备了。学校的书,经书、史书,诸子百家,以及辞赋文章等,不必向外面寻找。那看地基、集中材料、匠人修建的经过,总计若干天罢了,多么周详和迅速啊!

当四方(1)废之初,有司之议,固(2)(1)者人情之所不乐。(4)观此(1)之作,在其废(1)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3),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4)。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1)者,其果然也与?

正当四方学校初废的时候,官吏们议论,本认为办学校的事,是人情不乐意的。等到看见这个学校的兴建,是在那废止学校几年之后,只是那县令一倡议,全县四方地界之内响应并谋划这事的人,像怕赶不上似的。那么,说人心不乐意办学校,它真是这样吗?

宜黄(5)(1)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7)讼清事举(8),其(4)又良也。夫(9)良令之时,而顺其慕(1)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10)之所,(6)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6)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1)而明之,礼乐(2)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11)修身(3),为国家、天下之大务(12),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13),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与!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其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宜黄县办学校教育的人,本来多是好的读书人。李先生做县令,施政威严,树立仁爱之心,官司审理清楚,事业兴办(得力),他的政务又是好的。趁着有好县令的时候,顺着那向往学校教育和发愤攻读的习俗,兴建教育学习的场所,以至于必需的图册,书籍、器皿、用具,什么都有,用来培养栋梁之才。即使古代的制度、方法等离现在远了,但是圣人的经典都存在的,他们的学说可以考察,他们的法则可以探求,让那些读书人相互学习而弄明白,礼制、音乐、仪节、文采周密得很, 本来有不能照着去做的原因。至于那使思想端正,培养自身的道德、情操、才干,是治理国家、天下的大事,那就使他们进取罢了。假如一个人努力学习,推广到一家;一家努力学习,推广到乡党的邻居和宗族,那么全县的好风俗就会形成,人才就产生了。教化的施行,道德的回归,不是离开人很远的事,可以不努力进取吗? 宜黄县的读书人来请我说:“希望您(对宜黄县县学)有篇《记》。”我于是写了这篇文章。(这天是)十二月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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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本篇是为宜黄县开办县学写的议论文。重点是阐述兴办学校教育的作用,它在于从积极方面影响社会风化并培养治理国家的人才。作者先写古代教育的形式,内容及所达到的目的,然后针对所处时代,认为兴办学校教育是应该的。并用宜黄人办学的积极现实驳斥那种认为“人情不乐于学” 的观点。又强调学校教育应以个人的正心修身为根本,“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这是千百年来儒家关于个人思想、道德、情操、才干将对国家社会有 积极影响的观点。除去它封建的、落后的内容外,这一观点今天还有参考价值。 本篇写于古学久废,当政者对办学时办时停之时,是研究宋代办学校教育的重要资料。文章写得脉络清晰,重点突出。

曾巩

曾巩

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世称“南丰先生”。少有文名,十八岁入京赴试,与王安石交游。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太学肄业,为欧阳修所赏识。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长期担任地方官职,政绩卓著。擅长散文,是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文章论证委曲周详,风格简练厚重,布局完整谨严,节奏舒缓闲雅,长于说理而短于抒情。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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