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宋〕
内翰执事: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焉,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内翰执事:我苏洵本是乡野平民,生活穷困,曾经私下叹息,觉得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慧的,也不可能都不肖。所以贤明正直的人处在世上,有聚合必有分离,有分离又必有聚合。过去天子正当有意于统治国家治理天下的时候,范仲淹公在宰相府,富弼公当枢密副使,执事您与余靖公、蔡襄公任谏官,尹洙公奔走于上上下下,在边防要塞施展才能。正当此时,天下的人,细如毛发的、实用如丝粟的才干,都纷纷起来,合成一股力量。而我苏洵自认为一己的愚笨无用,没有能力自我奋起,参与于众人之间,所以退下来修养身心,寄希望于大道的将会成功,从而可以再次见到当代的贤人、君子们。不幸的是自己的道德学问还没有修养好,范仲淹公西去,富弼公北上,执事您与余靖公、蔡襄公等,又被分别派到四面八方去,而尹洙公也失去了权势,四处奔走充任小官。我苏洵那时正在京中,亲眼见到了这些事情,无可奈何地只能仰天长叹,认为这些人离开朝廷,即使大道有成,也不足以为之庆幸。进而我又想,过去众位君子之进入朝廷,一开始,必然是有好人们推荐的;现如今,又必然是有坏人们离间的。当今的时势,要是不再有好人,那就完了啊!而如果不是这样,我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姑且继续养我的心,让使自己的道德学问有更大的成功而期待着,又有什么妨害呢?退下来又过了十年,虽不敢说道已有所成,但是胸中自有一股浩浩荡荡之气,好像与过去不一样了。而余靖公正好在南方有所成功,执事您和蔡襄公又相继登上了朝廷,富弼公又从外任调入朝廷当宰相,这样的形势又可合成一股力量了。真让人高兴而自我祝贺,以为道德学问已经略有成绩并且真将有施展的机会了。接着又回过头想道,过去所仰慕爱戴的,但始终未能见其亲颜的,约有六位,现在将能去见见他们了。而这六位之中,范公、尹公二位已经去世,不禁为他二位暗暗流泪,感到悲伤。唉!这两位已经再也见不到了,而尚可宽慰我心的,还有四位在,则又正可宽慰自己。想到只剩四位了,所以又急急乎想见他们一面,以便把心里所想说的话都向他们一吐为快,而富弼公又出任了天子的宰相,边远地方的贫寒之士,没能马上在他面前说上话;而余靖公、蔡襄公,远的还在万里之外,只有执事您身在朝廷,您的地位还不是最高贵,正可以叫得应、拉得着、听得见我的话。但是身体又缠上了饥寒衰老等毛病,而耽搁了时间,叫我不能亲自登执事您的门庭来拜谒。想到我对你们一直怀有仰慕敬爱之心,十年而不得一见,而其中像范公、尹公二位已经去世;剩下四位之中,除了因为地位关系不能够随便互通说话以外,又怎么可以因为生病不能亲自前往拜谒而作罢呢?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得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
执事您的文章,天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我苏洵自以为我知道得特别深刻,超过了天下之人。为什么这样说?孟子的文章,语言简约而意思详尽,他不说尖刻与斩钉截铁的文辞,然而话的锋芒却谁也不敢侵犯。韩愈的文章,好比长江黄河,浑然浩荡奔流宛转,像是鱼鳖蛟龙,万种怪异令人惶惶惑惑,却能遏制隐蔽而掩藏起来,不让它们自露于外;而人们远远望见它们渊深的光芒,苍茫的色彩,也就都自我畏惧而去躲避它们,不敢接近它们,正视它们。而执事您的文章,委婉详备,来来回回多曲折变化,却条理清晰通达,疏阔而畅适,无间隔,不折断,气势造极而语言净尽,急切的言词与高妙的论述,说来却闲适而平易,从没有艰苦费力的表现。上述这三点,都足以断然使您自成一家。只有李翱的文章,它的味道澹泊而隽永,它的光彩油然而幽静,高低谦让,颇有执事您的姿态。陆贽的文章,用词与达意,切近事理,准确恰当,颇近执事您的切实;而执事您的才华,又自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大致执事您的文章,不似孟子、韩愈的文章,而是您欧阳子的文章。乐于称道人善良而不谄媚于别人,是因为他的为人确实经得起这样的称道;那些不知情的人,则认为赞誉人是为了求得别人的欢欣。赞誉人以求人喜欢的事,我苏洵是不会做的;之所以情不自禁要称道执事您的光明盛大的德行,也是为了想让执事您知晓我是了解您的。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嘻!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尽管如此,执事您的大名,早已遍知于天下,即使没读过您文章的,也都早就知道有欧阳修这个人了。可我命运不好,沦落在草野冷落的地方。而自己提高道德修养的心愿,近来粗有所成。想空手奉上不满一尺的书信让您评判,那样凭怎么能让执事您了解我,并相信我呢?我年轻时不好好学习,活到二十五岁,才知道要读书,和有学问的人一起交往学习。年龄大了以后,又未能刻苦磨砺意志、付诸行动,期望自己效仿古人,但看到和自己同列的等辈,又都不如自己,于是觉得自己可以了。后来感到写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就拿古人的文章来读,开始觉得古人所发言论,与自己的有很大的不同。常常反省自己,觉得自己文章的水平,似乎不应该只停留在目前这种状态。于是我把旧时所写的文章几百篇悉数烧掉,而拿起《论语》《孟子》、韩愈以及其他伟人贤士的文章,正襟危坐,整天都阅读它们,花了有七八年时间。刚开始,读进去的内容只觉惶惶然,接着广泛地考察这些文章外在的表达方式,则又害怕得惊叫起来。时间长了,读得也更精细,胸中豁然开朗似的明白了,好像人家的话本来就该是这样的。但我还是不敢提笔也这样写。时间更久了,胸中想说的话更多了,不能克制自己,便试着把它们写出来。以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它们,只觉得文思泉涌,好像写出来是很容易的,然而还不敢自以为是啊。近日所作的《洪范论》《史论》等一共七篇,执事您看看,究竟写得怎样?啊!区区个人的一点感想,不明白的人又会把它看做是我在自我赞誉以求得别人来了解自己。我只期望执事您会念在我十年来对您的倾慕敬仰和努力求学的用心,从而明察我并不是偶然才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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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 作品出处嘉祐集
- 文学体裁书信
- 创作年代北宋
创作背景
北宋中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开明派受到以吕夷简为首的守旧派的打击。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欧阳修出于义愤写了《与高司谏书》刺痛了守旧势力,被诬为“朋党”,这就是北宋所谓党论之争。庆历三年(1043年),在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下,宋仁宗重新起用范仲淹、富弼等一干大臣锐意进行改革,澄清吏治,减除徭役,史称“庆历新政”,但新政推行不久旋即失败。庆历五年(1045年),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当时在京城的苏洵目睹了这一切。苏洵少年不学,二十七岁时才开始发愤读书。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年近五十,既未中进士,又非出身名门,他同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同进京,晋谒翰林学士、文坛领袖欧阳修,希望得到引荐,于是写了《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这封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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