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难三首·其一

《行路难三首》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创作的寓言诗，是其为数极少的寓言诗中的独特之作，抒发个人怀抱，批判社会现实，揭示人生哲理，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性。同时，《行路难三首》也具有独特的艺术性，绘人绘物细腻，塑造典型形象，想象奇特绚丽。

《行路难三首》，作于柳宗元贬谪永州之后，已成定说。但究竟何年所作，众说纷纭。王国安于《柳宗元诗笺释》中认为：此词与《笼鹰词》、《跂乌词》诸作，虽用寓言之体，然词旨悲愤，显以自况，当为初贬之际所作，即系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关于王国安的这一观点，应出自韩醇，因韩醇于《诂训柳集》卷四十三曰：“三诗皆意有所讽，上篇谓志大如夸父者，竟不免渴死，反不如北方之短人，亦足以终天年，盖自谓也。中篇谓人才众多，则国家不能爱养，逮天下多事，则狼顾而叹换可用之材，盖言同辈诸公一时贬黜之意也。下篇谓物适其时则无有不贵，及时异事迁，则贵者反贱，犹如冰雪寒凛，则侯家炽炭无不贵矣。春阳发而双燕来，则死灰弃置，无以用之。盖言前日居朝而今日贬黜之意也。当是贬永州后作。”但是，零陵师专何书置经过考订，认为《行路难》三篇诗作并非是贬永初期心态的写照，而应是元和五年（810年）后所作。理由有三，其一是诗中“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悲怜”，所寄寓的是贬永后期的生活、思想感情；其二是“爱材养育谁复论”句，与《冉溪》诗意相同；其三是“风台露榭生光饰，死灰弃置参与商”，也是贬永后期的思想感情的观照。此外，叶树发于《柳宗元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将此诗列为元和七年（812年）左右所作。

纵观柳宗元的心路历程，永贞元年（805年）九月，对柳宗元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九月，在这个九月里，他从权力的高空跌落而下，从一位改革的勇者眨眼间沦落成为朝廷贬谪流放的囚徒，从此，春风得意的仕途便成了梦中的幻影，悲惊凄惨的厄运便不时降临身边。在这个九月里，柳宗元无奈地带着家眷行囊，仓皇离开了那曾让他大展才华的京都，离开了那梦魂萦绕的朝廷，匆匆踏上坎坷的流放路。一路上，他踏着蓝田的红叶，踏着汉水的涟漪，踏着长江的风浪，踏着洞庭的波涛，辗转千里，艰难地向荆楚的南端迁移。他沿着屈原的老路，徐徐而行。在洞庭湖上，在汨罗江畔，他那苦闷难耐的心几欲碎裂，但是，他想到“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的理想，对屈原怀石沉江的壮举只能由衷地掬一把敬慕泪——“离骚不尽灵钧恨，志士千年泪满裳”（陆游诗）。但是，此时的柳宗元并未对前途丧失自己的信心，在内心深处，充满着北归的期待与东山再起企盼。因此，他对屈原的情感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在他后来的诗句中或显或隐地表现了出来：“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来到永州后，虽然身为司马，但是一个闲职，官府无法提供住房，于是，只好暂时借住在龙兴寺里。柳宗元作为一个纯而无杂的入世士子，“利安元元”是他终生难忘的理念与人生最大的追求，因此，寺里的钟声无法让他淡忘百姓的苦难，陶、谢的佳句，无法让他进入“悠然见南山”的乐园，他只得日复一日地在木鱼声中焦躁地等待着、盼望着北归信息，日复一日地在昏暗的油灯下四处写信求援，一晃几年过去了，而自己的等待与吁请仍不见半点效果，等来的竟然是昔日的故友，如王叔文、凌准、吕温等人，相继辞世的噩耗。于是，他开始感到前途的渺茫，感到命运的多舛，感到理想的荡灭，感到生命的荒废，感到世路的坎坷与人生的艰辛，感到官场的险恶与朝庭的昏庸，再加上身体的渐感不支与精神的疲惫憔悴让他悲苦莫辨，北归成了一种奢望，“仙驾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于是，他便调整心态，写下了《行路难三首》这组传响千年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