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史传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左右。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自周命维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存亡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及至从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

从开天辟地以来，年代已很长远，生在现.在而能了解古代的事情，就得依靠历史书籍了。相传轩辕黄帝的时候，就有仓颉担任史官，主管文史方面的工作，从此以来，时间已很久了。《礼记》中的《曲礼》里面说：“国家的史官随时准备着记事的笔墨。”所谓“史”，就是令使，就是使史官在帝王周围执笔记录，在古代，左史专管记事，右史专管记言。记言的经典有《尚书》，记事的经典有《春秋》。唐虞时期的历史记载在《尚书》的《尧典》、《皋陶谟》等篇中，夏商时期的历史记载在《汤诰》、《甘誓》等篇中。周人的国运从文王时开始转新，周公制定了记载历史的法则；从此，推算历法来编排年月，按照四时来记载事件，诸侯建立了邦国，也各有自己的国史；表彰善事，批评过错，树立起良好的风气。从周平王东迁，周代开始衰弱，政治不如西周的太平盛世，法纪散乱，道德败坏。那时孔子忧念帝王的正道被废弃，哀伤西周礼乐的衰落，闲居鲁国时曾慨叹凤凰没有飞来，到五父衢哭泣麒麟的出现不在太平时期。于是在和鲁国乐官讨论了音乐之后，校正了《雅》、《颂》的乐曲；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了《春秋》。他在《春秋》中列举人物的得失以表明称扬或贬斥，验证国家的兴亡以显示规劝和警戒。有谁受到《春秋》中一个字的赞扬，比高官厚禄的价值还珍贵；遭到片言只语的批评，比斧钺砍杀的分量还沉重。但其精深的意旨不很明显，《春秋》的本文又很简约；只有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领会到它的精微言辞，便系统地阐明其始末写成《左传》，创造了为经作传的体例。所谓“传”，就是转达，转达出经典的意旨，用以传授给后人。这是圣人著作的辅助读物，也是最早的历史专著了。到了战国时期，修史的官职仍然存在。秦始皇统一七国，这个期间有许多策划谋略；因为只是对这些加以记录而未作系统编次，所以就用简策的“策”，名为《战国策》。

汉灭赢、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钺。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帝王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

汉高祖消灭赢秦和项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汉初陆贾考察这些史迹，写成《楚汉春秋》。到了西汉的史官司马谈，他家世世代代都担任编修史书的职务。司马迁继承父志，对历代帝王事迹做了认真研究而进行叙述。想比之《尧典》而称为“典”，其中所写的又不全是圣主贤君；想要学孔子而题名为“经”，文笔上又不能和《春秋》笔法相比。因此采取《吕氏春秋》的方式，都叫做“纪”。从“纪纲”的意义来命名，也是一种宏大的称谓了。所以，用“本纪”来叙述帝王，用“世家”来记述诸侯，用“列传”来记叙各种重要人物，用“八书”陈述政治体制，用“十表”记录各种大事的年月和爵位；这些方式虽然和古史不同，却把众多的事件处理得很有条理。《史记》按实记录无所隐讳的优点，渊博典雅而高谈阔论的才能，爱好奇特而违反经典的错误，以及在体例安排上的不当等，班彪已作过详细的评论了。到班固编写《汉书》，继承了前代史家的事业，特别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得益更多。《汉书》的“十志”相当丰富，赞辞序言写得弘丽，的确是文质彬彬，意味深厚。至于学习儒家圣人和经书的典雅，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功绩，抛开班彪之名而窃取其成就的罪过，接受贿赂而编写历史的错误等，仲长统已讲得很详细了。从《左传》的记事上看，它依附《春秋》，偶尔记叙到一些史实，在文字上比较简约，对某些历史人物就很难做具体记载。《史记》中的各个列传，才分别对历史人物做了详细记载，从而便于观览，这是后继者所取法的。至于汉惠帝死后，吕后代理执政，《史记》、《汉书》中便都为吕后立本纪，这是违反常理而有失忠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伏牺皇帝以来，就未听说过有女人做皇帝。汉代的这种遭遇，难以成为后代的法式。“母鸡不晨鸣”，这是周公的誓词中早就讲过的；不允许妇女参与国事，齐桓公也这样写在盟文中。从前宣太后扰乱秦国，吕后使汉王朝发生危险；岂只国家大事难以假代，并且要慎重对待名号的问题。张衡在从事历史工作时，也和司马迁、班固同样糊涂，竟主张为汉元帝皇后写本纪，也是够荒谬的了。按理说，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刘弘、刘婴两人应立本纪，哪有给吕后、元帝后立本纪之理呢？东汉的史书，开始于《东观汉纪》。后来袁山松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纪》，都写得偏颇杂乱，违反伦常。薛莹的《后汉纪》、谢承的《后汉书》，都写得粗疏谬误，很不可信。如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而真实，华峤的《后汉书》，准确而恰当，就可算是东汉史中写得最好的了。

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至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璨《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到了三国时期，记载三国史迹的著作不断出现。如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之类。有的过于激切，与众不同，却难以令人信服；有的粗枝大叶，不着边际，很少抓住要点。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文词和内容都清晰和润；晋代的荀勖和张华，把《三国志》比之《史记》、《汉书》，是并不过誉的。到了晋代，史书的编写属于著作郎。陆机的《晋纪》，写晋初的历史但不完备；王韶之的《晋纪》，写晋未的历史但没有写到东晋结束。干宝的《晋纪》，推究得当而有次序；孙盛的《晋阳秋》，以简明扼要为特长，考察《春秋》的经文和传文，都有一定的编写条例。从《史记》、《汉书》以后，就没有几例为编写的依据了。到东晋邓粲编写《晋纪》，又开始拟订条例。他抛开汉魏的史书，而取法殷、周，可见即使僻居湘江的边远学者，也注意到学习古代的典、谟。到孙盛编史也立条例，就是取法邓粲了。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必阅石室，启金匮，抽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族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

编写史书的根本问题，是必须总贯诸子百家，传之千秋万世，表明历代盛衰的证验，作为后世兴亡的借鉴；使一个朝代的典章制度，和日月一样共同长存；王霸之业的事迹，和天地一样长久光大。因此，在汉朝初年，史官的职务较为隆重。各州郡和诸侯国的文件账目，首先要集中到编写史书的太史府，以求史官能详细了解全国的重大规划；还必须阅读国家珍藏的文件史料，搜检一切残旧的帛书竹简，以求史官能广泛而熟练地考察古代史迹。因此，在确立意义和选用言辞上，应以经典为准则；在进行规劝、警戒的取舍上，必须以圣人为根据；然后才能对史实阐释评价得明白而正确，这样就不至于产生烦琐不实的记载了。但史书的基本格式，就是按年代顺序编纂有关事件，文字上不能进行空泛的议论，而是按照实际记叙。不过年代太远的事是否写得符合，就很难准确；要写的事太多，对每件事的始末就容易忽略：这的确是作综合记叙所存在的困难。有的同属一事，但和几人有关，如果在两人的本传里都写，就造成重复的毛病；如果只记在一人头上，则又出现不周全的缺点：这又是在铨衡轻重、相互配合上存在的困难。所以，东汉张衡指出的《史记》、《汉书》中的不少错误，晋代傅玄批评的《东观汉记》的过失和烦琐，都是由于上述困难造成的。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如果追述很久以前的历史，年代愈远，不可靠的就愈多。战国时的公羊高曾说：“传闻的东西往往各异其辞。”荀况则说：“远的从略，近的从详。”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宁可暂缺不写，这是由于史书以真实可信为贵。可是一般人都有点好奇，不顾“按实而书”的原则。听到点传闻就想大写特写，对遥远的事情却想做详细描写；于是抛开共同一致的而追求奇异的，牵强附会，生拉硬扯；过去的史书上从未记载的东西，竟写在自己的书中。这就是史书错乱不实的根源，是追述远代历史的大害。至于编写当代的历史，却正因同时而往往是虚假的。虽然孔子在《春秋》中，对和他同时的鲁定公、鲁哀公的不当之处，也有委婉的讽刺，但一般的世态人情，就很难超脱当时的利害。对功勋荣显的贵族，即使是平庸无能的人，也要全加粉饰；对遭受困顿不幸的人，虽然有美好的品德也常常加以嗤笑。任意褒贬，形之笔端，这又是歪曲同时史实而令人叹息的事情。所以，记述远的是那样虚假，记载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够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记叙得当的，就只有左丘明了吧！至于对尊长或圣贤有所隐讳，固然是孔子的圣意；因为细微的缺点不能影响整个品德高尚的人，而对坏人坏事进行批评警戒，那正是优秀史家应有的直笔；这就正如农夫见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锄掉。这种精神，也是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从繁杂的事件中，抽出纲要来统领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实可信，排除奇闻异说的要领；明白交代起头结尾的顺序；斟酌品评人事的原则；能够掌握这个大纲，编写史书的各种道理就都可贯通了。但史家的使命，负担着综述一代史实，要对全国负责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一切写作任务，没有比这更费力的。司马迁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学了，他们的史书尚且屡遭后人诋毁，如果随意乱写，记述不当，这就很危险了！

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史官开始于轩辕黄帝，史书完备于周公孔子。对世代经历的事编成历史，无论好人坏人都总括其中。史书上传以褒扬，断以贬辞，长期使人惊心动魄。文辞方面应学习左丘明，记事方面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正直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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