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论

苏洵

原文 译文 拼音版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1),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2)。而贤者(3)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事情的發展必定会有一定的结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该如此的规律。天下只有表现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之处预见到日後将会發生的显著变化。月亮周围出现了晕圈预示着将要刮风,房屋的石柱返潮湿润预示着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發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即便是贤能的人对此也有所不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喜爱和憎恨扰乱了他们的内心,利害关系又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啊!

昔者,山巨源(1)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2)卢杞(3)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4),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3)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5)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说:“将来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会被他杀得一个不留!”现在分析一下他们所说的话。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来,王衍之为人,从容貌和谈吐上,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但是他不妒忌别人,不贪图钱财,只是随大流。如果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昏君,当政者即使只是一个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个王衍这样的人,又怎能扰乱天下呢?卢杞那样的奸诈,确实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如果不是遇到德宗这样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所作的预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1)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现在有人嘴里背诵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然而他们为人阴险狠毒,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一个人了。他在社会上酿造的祸害还能说得完吗?脸面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本是人之常情。现在他却不是这样,身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头髮蓬乱得像囚犯,表情哭丧着像家里有人去世,却在那里大谈《诗》《书》,这难道说是人的真实的心情吗?凡是办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之辈,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此人借助当世享有盛名之力,来促成他尚未形成气候的祸患。虽然有励精图治的君主,敬重贤才的宰相,也还是会选拔并重用他的。这样,他将成为天下的祸患,是必定无疑的了,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拟的。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没有显赫的功勋。”如果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有些过头了,而此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谁又能知道祸患会达到上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要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会获取卓有远见的名声,那就太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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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辨奸论》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采用对比映照的手法,以古论今,抓住斯人“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等“不近人情”的行为,断定斯人是大奸,必然乱国祸民,表达了作者对其人其事的厌恶、否定之情;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但又未点明王安石。全文内容笔锋犀利,多论断而少事实依据,虽说是“见微知著”,但有牵强附会和强词夺理之感,可作为古文观览的另类一阅。

创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显示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苏洵

苏洵

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年间(1056—1063),得欧阳修推荐和称誉,以文章著名于世。曾任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参与修纂《太常因革礼》,书成而卒。长于古文,语言明畅,笔力雄健。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有《嘉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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