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铭箴

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⁴⁾笋虡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¹⁾户席，题必诫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²⁾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盖臧武仲⁽³⁾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⁴⁾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⁵⁾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若乃飞廉有石棺之锡，灵公有夺里之谥，铭发幽石，吁可怪矣！赵灵勒⁽⁴⁾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详观众例，铭义见矣。

从前轩辕黄帝在车厢上、几案上刻下铭文，用以帮助自己警惕过错；夏禹曾在乐器架上刻勒铭文，表示希望听取他人的意见；商朝商汤在盘子上刻写了“一天要比一天新”的规劝话语；周武王的《户》和《席四端》写了必须警戒的训言；周公把上古“说话要谨慎”的告诫刻在金人的背上；孔子看到了“欹器”，脸色大变。可见，列位古先圣人重视诫语的作用，由来是很久远的。“铭”就是名称的意思，观看器物必须端正它的名称。正定它的名称，审明它的警戒作用，目的在于美好的德行。春秋时鲁国的大夫臧武仲在论“铭”的时候说：“天子作铭是为了赞扬他们盛大的美德，诸侯作铭是为了计数他们的功勋，大夫作铭是为了称颂自己的劳绩。”夏禹把九州贡献的铜铸造成金鼎；周武王在肃慎氏上贡的楛箭刻字，这就是属于天子颂扬美德的事情；吕望把功勋铭刻在冶匠昆吾铸造的金版上，仲山甫把他的大功刻在缴获的器物上，这就是属于诸侯计数他们的功勋；晋国的将领魏颗的功勋被记刻在晋景公的钟上，卫国的大夫孔悝的勋绩被铭表在卫鼎上，这就是属于大夫称颂自己劳绩一类铭文。至于飞廉得到天赐的刻有铭文的石棺；卫灵公夺得坟地，得到阴间加封的谥号，他们的铭文从埋藏在深幽的地下发掘出来，唉，可真奇怪啊！战国时赵武灵王在番吾山上刻勒上自己的游踪；秦昭王在华山上刻画棋局。用荒诞夸张的刻石给后代人看，唉，实在可笑啊。详细观察了众多的例子，铭的意义就可以了解了。

至于始皇勒⁽¹⁾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²⁾》之勒⁽¹⁾，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³⁾矣。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⁴⁾；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至如敬通⁽⁵⁾杂器，准矱武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崔⁽⁷⁾骃品物，赞多戒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魏文⁽⁶⁾九宝，器利辞钝。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¹⁾铭岷汉，得其宜矣。

到秦始皇在山上刻了赞颂秦的功德的铭文，他的统治虽然暴虐，但这些铭文的文辞颇有光泽，而且也有通达事理的好处。到了汉代，像班固的《燕然山勒石铭》，张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铭文的内容也很丰富了。蔡邕的铭文，可说是独冠古今。他赞扬桥玄的《黄钺铭》，行文仿效《尚书》；但是他为朱穆作的《鼎铭》，完全写成了散体的碑文，是他擅长写碑文而陷进去了。至于如像冯衍写的各种器物的铭文，虽然是模仿武王的《武王践阼》诸铭，但所说的内容和各种器物不相符合；详略也不恰当。崔骃的铭品评各种器物，多赞美而少劝诫；李尤作的铭很多，但意义浅薄而文辞琐碎。像《蓍龟铭》谈的占卜吉凶的神灵之物，李尤却把它置于讲戏玩的《围棋铭》的下面；《权衡斗铭》谈的是衡量器物的事，他却把它放在有关杵臼的《臼杵铭》的后边。对器物名称品第都没有考虑好，怎么能熟悉事物的道理呢？魏文帝曹丕的《剑铭》铭刻在九件宝器上，宝剑宝刀虽锋利，可惜文辞平钝。唯有张载的《剑阁铭》，作者文采清丽，像骏马奔腾，后来居上，晋武帝司马炎诏令把他的铭文刻在岷山、汉水之间的剑阁山上，可以说是得当的。

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馀句颇存。周之辛甲⁽¹⁾，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²⁾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³⁾《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⁴⁾胡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鞶鉴有征，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¹⁾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文多而事寡；潘尼《乘舆》，义正而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⁵⁾。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

箴，就是针的意思，用它来针砭过失、防止后患，用治防疾病的石针来作比喻。这种文体的兴起，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夏、商两代的箴文还保存着少数残句。周的大史辛甲，他的百官箴散失了，只存有《虞人之箴》一篇，文体格式和针砭意义已经完备了。到了春秋时代，这种文体衰微下去，但仍没有断绝。所以魏绛还用《虞人之箴》里的后羿失国的事来讽劝晋君，楚庄王还用“民生在勤”的话来教训民众。战国以来，各国都抛弃先王的德政，力求有功；铭文取代箴文而兴起，箴文便枯萎断绝了。直到西汉末年的扬雄稽考古代文章，才开始模仿《虞人之箴》，作了卿尹、州牧等二十五篇箴文。到东汉的崔驷、崔瑗和胡广又加以补充，连同扬雄的箴文一起，总称做《百官箴》。这些箴文，根据各种官位，指出他们所应警戒的事情，像镜子一样可以借鉴。确实是追求上古的好风气，在仰慕辛甲的做法了。至于东汉末年潘勖的《符节箴》，扼要而失之于肤浅；东晋温峤的《侍臣箴》，广博而失之于烦琐；西晋王济的《国子箴》，文多事少；西晋潘尼的《乘舆箴》，义理正确但文体芜杂。所有这些继续的创作，少有能够写得恰到好处的；至于东汉末王朗的《杂箴》，把头巾、鞋子也写进去，虽然能得到它的警戒谨慎起来，但是写的方法却不恰当。虽然《杂箴》文辞简约，意义扼要，效仿了周武王的铭文，但其内容里谈到“水火井灶”一类的箴文，文辞繁杂，把写箴文的目的意义搞偏了。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²⁾，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¹⁾以辨，其攡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

箴是官用来诵读讽谏君主的，铭是题刻在器物上的，它们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引起警戒这点上是一样的。箴完全是用来制止过失的，故文辞依靠准确切实；铭兼有褒扬和赞颂的作用，故文体以弘大温润为贵。无论写作铭和箴，引用事例一定要核实而辨明，作文一定要简练而深刻，这是大的方面的要求。然而因为说直话的风气已经丧失，在器物上刻写铭文记功的制度又久已沦亡，因此箴铭这两种文体很少用到了，也就很少施行于后代了。虽然如此，掌握文辞的作者，也应当斟酌吸取它们深远、宏大的特点。

赞曰∶铭实器表，箴惟德轨。有佩于言，无鉴于水。秉兹贞厉，警乎立履。义典则弘，文约为美。

总结：铭是裱刻于器物上的赞词警言，箴只是道德的标准规范。对这些警言铭记在心上，不要在水里只照见自己。拿起这纯正勉励的话，警戒自己的语言和行为。箴铭内容意义正确才显得宏大，文辞要简约方称得上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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