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议对

南北朝 刘勰

原文 译文 拼音版

周爰谘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尧咨四岳,宅揆之举,舜畴五人;三代所兴,询及刍荛;春秋释宋,鲁僖预议。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辨: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

《经》说“于是诚心地访寻贤人来商量。”可见普遍的访问谋划就是说的“议”。“议”之所以说是说话得宜,就是因为考查事情仔细周密因而得宜。《周易》的《节卦》说:“君子用节制来制定法度,议论德行。”《尚书·周官》说:“按照一定的法度来议事,政事才不会迷误。”议事贵在有节制,这是经典的要求。从前管仲说,轩辕黄帝在明台上面议论国家大事。这就说明“议”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在洪水的灾难里,尧便去询问四方诸侯的首领;推举出任政务的人选,舜和五位大臣筹谋商量。黄帝、唐尧、虞舜这三代所以兴盛,就是因为连打柴的老百姓的意见也征求到了。

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若贾谊之遍代诸生,可谓捷于议也。至如吾丘之驳挟弓,安国之辨匈奴;贾捐之之陈于珠崖,刘歆之辨于祖宗: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张敏之断轻侮,郭躬之议擅诛;程晓之驳校事,司马芝之议货钱;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贾充之谥:事实允当,可谓达议体矣。

到了汉代,才开始设立驳议制度。“驳”,就是杂的意思。议论的意见很多不纯,所以叫做驳。自从两汉礼制昌明,作为模范的仪式明白具备,人才济济,发言议论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朝廷。如贾谊代表所有的朝臣发表的意见,可以算得上发表议论敏捷的人了。至于吾丘寿王批驳禁止百姓挟带gōng弩的主张,韩安国辩论不宜对匈奴进行进攻的问题,贾捐之反对继续派兵镇压珠崖叛乱的意见,刘歆为汉武帝建立宗庙的辩护:虽然各自的质朴和文华不同,但是都抓住了辩驳的问题的要点和叙述的要领了。至于张敏请求废弃《轻侮法》,郭躬为秦彭的辩护,程晓建议废除校事官一职,司马芝议论恢复五铢钱的制度,何曾主张免除株连出嫁女的法律条文,秦秀为贾充定谥为“荒”的奏议,都是事实确当公允,可以说是明白了“议”这种体制了。

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然仲瑗博古,而铨贯有叙;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

汉朝善于写驳议的,以应劭为首领;晋朝作议的能手,则以傅成为第一。应劭博古通今,所以他的驳议议论通贯有条有序;傅咸懂得国政的治理,然而他做议文却文辞重复琐碎。到陆机议论编写《晋书》所载历史的断限,颇有锋芒,但是辞采过多没有删削,显得累赘,损害了文章的骨力;但也各有自己的优点,保持了各自的风格。

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人贵媵而贱女;楚珠鬻郑,为薰桂之椟,郑人买椟而还珠。若文浮于理,末胜其本,则秦女楚珠,复在于兹矣。

有行动先要比较议论,明察可疑的事,为了恭敬谨慎地处理各种事务,使得统治的方法紧张和放松合适。所以写“议”的主要依据,一定以经典的内容为关键;采取前代的典故史实,观察当今的各种继承变化,说理不荒谬,用字不随便。还有,祭天祭神一定要熟悉礼仪;论军事方面应很熟悉兵法;议论田谷庄稼方面一定先要通晓农事,判断官司方面的议文务必要精通法律。然后突出论点来显示它的意义,用严正的文辞加以概括,文辞明辨简洁为确当,不以繁冗缛丽为妙;叙事述理以明确扼要为美,不以曲折隐晦为奇特。这些就是写作议这种文体的纲要。如果写议文不注重要解决国家政务中的问题,而只是玩弄笔墨,文辞支离破碎,内容牵强附会,徒然运用辞藻,终为客观事实所摈弃。即使说得有道理,也要被浮游的文辞所埋没。从前秦国的国君把女儿嫁给晋国公子,随从陪嫁女都穿着彩衣、打扮得很漂亮,结果晋人看重陪嫁的女子而看不起君王的女儿;楚国人把珠宝装在用香料熏过的精致的匣子里,后来宝珠卖给郑国人,结果郑国人买了匣子而退还了宝珠。如果写议文只讲究华丽的文辞,使文辞掩盖了所有的道理,枝节胜过了主题,那秦人嫁女、楚人卖珠的笑话,又出现在这里了。

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者造士,选事考言。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晁错对策,蔚为举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选贤要术也。观晁氏之对,验古明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超升高第,信有征矣。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恩者,事理明也。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钦之对,略而指事,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及后汉鲁丕,辞气质素,以儒雅中策,独人高第。凡此五家,并前代之明范也。魏晋已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虽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汉饮博士,而雉集乎堂;晋策秀才,而麇兴于前:无他怪也,选失之异耳。

还有对策,是对答诏书所提问题而向天子陈述自己的政见;射策,就是为了探究事理而向天子奉献自己的意见。言辞说得中肯,事理又说得准确,就如同射箭射中了靶心一样。对策和射策两种文体的名称虽然不同,但都是属于“议”的另一种体裁形式。古代造就的人才,选拔能办事的,考试善辞令的。汉文帝中期,开始诏令诸侯王公卿和地方官郡守举荐贤良。晁错回答汉文帝提问的《对策文》最好,被举荐为第一名。到了汉成帝更为显著,广泛访求人才,对策的人因第一而被提升任用,射策的人射中了甲科便入仕做官。这确实是选拔贤才的重要方法。看看晁错的《对策文》,检验古代来说明当今,文辞有裁断而辨明事理,论事通达而丰富,他能够超群出众,高升第一,确实完全是有根据的。董仲舒的《对策文》,根据《春秋》的大义,本着阴阳两气相生的变化,研究各个时代的政治演变,文辞多而不烦琐混乱,是由于明白事理的缘故。公孙弘的《对策文》,简明扼要而不旁征博引,然而他能总括要点而文辞简约,事情切合而情理昭举,所以太常官虽然把它定位下等,而汉武帝却把它擢升为上等。杜钦的《对策文》,对答得简略,却肯切地指出了他的好色事实,他的文辞因治事而作,不为辞藻而作文。到了东汉的鲁丕,他的对策文辞质朴,以儒家的正论合于对策,说到了点子上,因此他独自考入高等。以上这五家的对策文,都是前代公认的典范。从魏晋以来,渐渐追求文辞的华丽,以文辞来记载讲求实际的对策文,不足之处就多起来了。到他们被推举来应选,又假称有病不参加对策,虽然想征求对策文,也不能得到了。所以西汉成帝举行的博士饮酒礼,有野鸡飞来停在堂上;晋成帝召会各州郡的秀才举行对策考试,有麇鹿出现在堂前。这没有什么怪异,只不过是选举失当的怪异罢了。

夫驳议偏辨,各执异见;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

驳这种文体,偏重在辩论事理,各自执有不同的见解;对策宣扬理论,大力阐明治理天下的道理。对策如能使所述的事宜符合治国之道,所说的道理密切结合当时政务;能斟酌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来陶铸世俗,而不是迂缓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议,运用通权达变来拯救世俗,而不是刻薄的谬论。如果论议能像狂风的广大而能吹到远方,像水的盛大而能不泛滥,那就要算是朝廷上的优秀对策文了。难得呀,有才的士人!有的熟练于治理政务却缺乏文才,有的精通做文章却又疏远治理政务,通过对策所要选拔的是那些既会治理国家又有文采的,这种人确实是通才。思想能充分表达,文采传播久远,这样的人才不是很少吗?

赞曰:议惟畴政,名实相课。断理必刚,搞辞无懦。对策王庭,同时酌和。治体高秉,雅谟远播。

总结:“议”、“驳”用来筹谋政治,考核名称和实际。论断事理必须要刚健果敢,运用文辞不要软弱。当面对策在那帝王朝廷,同一时刻就要斟酌应和。论治的体裁要牢牢掌握,雅正的议谋才会向远方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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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

刘勰

南朝梁时期大臣,文学理论家

刘勰(约465—520),字彦和,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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