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思疏

魏徵

原文 译文 拼音版

臣闻求木之(1)者,必固其根本(2);欲流之远者,必(3)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1)。德不厚而思国之治(4),臣虽下愚(5),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6)乎!人君当神器之重(7),居域中(8)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9)。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1)者也。

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想要泉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厚积道德仁义。源泉不深却希望泉水流得远,根系不牢固却想要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要国家安定,我虽然地位低见识浅,(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您这)聪明睿智(的人)呢!国君处于皇帝的重要位置,在天地间尊大,就要推崇皇权的高峻,永远保持政权的和平美好。如果不在安逸的环境中想着危难,戒奢侈,行节俭,道德不能保持宽厚,性情不能克服欲望,这也(如同)挖断树根来求得树木茂盛,堵塞源泉而想要泉水流得远啊。

凡百元首(1)承天景命(2),莫不殷忧(3)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4)繁,能克终者盖寡(5),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3),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6)。竭诚则吴越为一体(7)傲物(6)骨肉为行路(8)。虽(9)之以严刑,(10)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11),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12)可畏惟人(13)载舟覆舟(14),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古代)所有的帝王,承受了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他们没有一个不为国家深切地忧虑而且治理成效显著的,但大功告成之后国君的品德就开始衰微了。国君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大概不多,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现在守卫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为什么呢?通常处在深重的忧虑之中一定能竭尽诚心来对待臣民,已经成功,就放纵自己的性情来傲视别人。竭尽诚心,虽然一在北方,一在南方,也能结成一家,傲视别人,就会使亲人成为陌路之人。即使用严酷的刑罚来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来吓唬(人们),(臣民)只求苟且免于刑罚而不怀念感激国君的仁德,表面上恭敬而在内心里却不服气。(臣民)对国君的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他们像水一样)能够负载船只,也能颠覆船只,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疾驰的马车却用腐烂的绳索驾驭,怎么可以疏忽大意呢?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1)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2)则思知止以安人(3)念高危(4)则思谦冲而自牧(5),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7)则思三驱(8)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9)虑壅蔽(10)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11)则思正身以黜恶(12),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14)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15)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16)之寿,鸣琴垂拱(17),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18)之大道哉!

做国君的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一见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东西就要想到用知足来自我克制,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定,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约束,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处于)众多河流的下游,喜爱狩猎就想到网三面留一面,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终,担心(言路)不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考虑到(朝中可能会出现)谗佞奸邪就想到使自身端正(才能)罢黜奸邪,施加恩泽就要考虑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全面做到这十件应该深思的事,弘扬这九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挑选好的意见而听从它。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充分献出他的谋略,勇敢的人就能完全使出他的力量,仁爱的人就能散播他的恩惠,诚信的人就能献出他的忠诚。文臣武将争先恐后前来效力,国君和大臣没有大事烦扰,可以尽情享受出游的快乐,可以颐养得像赤松子与王子乔那样长寿,皇上弹着琴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用再说什么,天下人就已经都有教化了。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劳神费思,代替臣下管理职事,役使自己灵敏、明亮的耳、眼,减损顺其自然就能治理好天下的大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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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于贞观十一年(637)写给唐太宗的奏章,意在劝谏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积其德义。太宗,即李世民,唐朝第二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开明君主之一,在他的统治时期,出现了安定富强的政治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十思”是奏章的主要内容,即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疏”即“奏疏”,是古代臣下向君主议事进言的一种文体,属于议论文。

创作背景

唐太宗李世民跟随其父亲李渊反隋时作战勇敢,生活俭朴,颇有作为。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在贞观初年,他借鉴隋炀帝覆亡的教训,进一步保持了节俭、谨慎的作风,实行了不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经过十几年的治理,经济得到发展,百姓生活也富裕起来,加上边防巩固,内外无事,唐太宗逐渐骄奢忘本,大修庙宇宫殿,广求珍宝,四处巡游,劳民伤财。魏征对此极为忧虑,他清醒地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后面隐藏着危机,在贞观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称“论时政第二疏”。唐太宗看了猛然警醒,写了《答魏征手诏》,表示从谏改过。这篇文章被太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贞观十三年,魏征又上《十渐不克终疏》,直指太宗十个方面行为不如初期谨慎,被太宗书于屏风之上。

魏徵

魏徵

唐朝宰相

魏徵(580—643),字玄成,魏州曲城(故址在今山东掖县东北)人,一作馆陶(今河北馆陶县)人。少时家境孤贫,曾出家为道士。隋末随元宝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李密失败后,投唐主李渊,自请安辑山东,擢秘书丞,后又为窦建德俘获,任起居舍人。窦建德败亡,入唐任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重其才,擢为谏议大夫,历官尚书右丞、秘书监、侍中、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师等职,封郑国公。任职期间,敢于犯颜直谏,劝诫太宗居安思危,兼听广纳,轻徭薄赋,躬行俭约,对实现贞观之治颇有贡献,为一代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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