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战守策

苏轼

原文 译文 拼音版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现在人民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呢?在于只知道安乐却不知道危难,能享受安逸却不能劳累吃苦。这种祸患现在看不出来,但是将来会看出的。现在不给它想办法,那以后就有无法挽救的危险了。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销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从前先王知道军备是不可以放弃的,所以天下虽然太平,也不敢忘记战备。秋冬农闲的时候,召集人民打猎借此教练武事,教他们学习前进、后退、跪下、起立的方法,使他们的听觉和视觉习惯于钟鼓、旗帜这些军队的号令之间而不迷乱,使他们的心意适于攻打杀戮的情形而不致恐惧。因此即使有盗贼的事件发生,而人民也不会惊恐溃乱。等到后代,采用迂腐的儒生建议,把解除军备当做君王的英明措施,天下既然安定了,就把装备武器收藏起来。几十年以后,装备武器都败坏了,人民一天一天地习惯于安乐生活;一旦忽然传来盗贼的警报,就彼此惶恐,传布谣言,不战就逃跑了。唐开元、天宝年间,天下难道不是很安定吗?就是因为那时人民习惯于太平生活的快乐,经常生活在酒食游戏里面,那坚强的意志和勇气逐渐减少以至于衰颓,筋肉萎缩僵化而振作不起来,因此小小的安禄山一旦乘机作乱,四方的人民就像鸟兽奔窜一样,求作囚犯和俘虏还来不及;国家分裂,而唐王朝当然因此而衰弱了。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我曾试着论述这个问题:天下的形势譬如人的整个身体。王公贵人用来保养身体的措施,难道不是很周全吗?而他们平日常常由于病多而苦恼。至于农夫平民,终年勤劳辛苦却未曾生病。这是什么原因呢?天气和季节的变化,这是产生疾病的原因。农夫平民,夏天最热的时候奋力耕作,冬天极冷的时候还在野外劳动,他们的筋骨经常冒着烈日严寒,肌肤被雨雪霜所浸渍,使得他们轻视霜露,不畏风雨,所以寒冬炎暑不能够给他们造成病害。现在王公贵人住在高大深邃的房屋里,出门就坐车子,刮风就穿皮衣,下雨就打着伞,凡是用来预防疾患的工具无不应有尽有;畏惧风雨寒暑有些太严重了,保养自己的身体也有些太过分了,稍不注意,寒暑就侵入身体了。因此,会保养身体的人,使自己身体能够安逸又能劳动,慢步快走活动操作,使自己的四肢习惯于寒冬炎暑的变化;然后可以使身体强健有力,经历艰险而不受伤害。人民也是如此。现在太平的时间长了,天下的人骄气懒惰脆弱,就像妇女小孩不出内室的门一样。谈论起打仗的事情,就吓得缩着脖子大腿发抖;听说盗贼的名字,就掩住耳朵不愿意听。而且士大夫也不曾经说起战争,认为这是生事干扰人民的生活,露了苗头不可以让它再发展:这不也是畏惧太严重而保养得太过分了吗?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再说天下本来就有意想不到的祸患。愚昧的人看到四面八方太平无事,就认为变故无从发生,这也是不对的。现在国家用来奉送给西夏、契丹的财物,每年的财物,每年以百万来计算。奉送的财物是有限的,而索求财物的人是无满足的,这种形势必然导致战争。战争,是必然的趋势,不从我方开始,便从敌方开始,不发生在西方,便发生在北方;所不知道的,只是战争的发生有早有迟有远有近,总之,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国家如果免不了用兵,而用兵不凭着逐步训练,却使人民从安乐太平的环境中,一下子投身军队走向生死决斗的战场,那他们的祸患必定有不可估计的危险。所以说,天下的人民只知道安乐而不知道危险,能够安逸而不能劳累吃苦,这是臣所认为的最大的祸患。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臣想使士大夫崇尚军事的勇敢,讲述演习兵法,对在官府服役的平民,教他们学会列队布阵的法度,对那些负责缉捕盗贼的差役,教授给他们扑击刺杀的方法。每年年底就集合在府城里,像古代考试武艺的办法,评定胜负,有赏有罚;等实行的时间长了,就又按照军法部署办事。然而持不同意见人一定认为无故调动人民,又用军法困扰,那百姓将会不安定;可是臣认为这才是安定人民的好办法。国家果真不能去掉战争,总有那么一天将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平时召集百姓进行训练,虽然有些小的恐慌,可是跟突然让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上战场的危险相比,又怎么样呢?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现在国家驻扎在地方上的军队,骄横又有怨言,欺压百姓,向他们的上司邀功,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他自己罢了。假如使一般百姓都对军事熟习,他们知道还有对手存在,那么一定能够打破他们的坏主意又压下他们的骄气。利和害的界限,难道不是很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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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教战守策》是北宋文学家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年)所作的一篇策文。文章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创作背景

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就积贫积弱。到了宋仁宗嘉祐时期,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突出。内部农民起义连连不断,外部有西夏、辽的威胁,可是当时全国上下却是一片歌舞升平、习于安逸的景象。作者对此忧心忡忡,于嘉祐六年(1061年)借参加制科考试的机会,写下了这篇政论文章。

苏轼

苏轼(诗神)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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