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欧阳舍人书
〔宋〕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秋(1)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2)墓碑铭(3)。反复观诵,感与惭并(4)。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1)。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2)。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3)。而善人喜于见传(4),则勇于自立(5);恶人无有所纪(6),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8)。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9)?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发奋有所建树;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1)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2)。故虽恶人,皆务勒铭(3),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4)。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5)。苟托之非人(6),则书之非公与是(7),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8)。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6),书之非公与是(7)故也。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1)。盖有道德者之于恶(10)人(2),则不受而铭之(3),于众人则能辨(4)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5),有意奸而外淑(6),有善恶(10)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8),有名侈于实(9)。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10)能辨(4)之不惑(11),议之不徇(12)?不惑(11)不徇(12),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13)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1),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2)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3),幸遇而得铭(4),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5)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6)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7)而及其三世(8)。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9)?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抑(1)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2),先祖之屯蹶否塞(3)以死,而先生显之(4),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庭(6)?潜遁幽抑(1)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8)?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9),且敢(13)(10)进其所以然。所谕(11)世族之次(12),敢(13)(10)不承教而加详(14)焉?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愧甚,不宣(1)。巩再拜。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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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寄欧阳舍人书》是宋代文学家曾巩写给其师欧阳修的一封感谢信,文章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自然。
- 作品出处欧阳文忠公文集
- 文学体裁书信
- 创作年代北宋
创作背景
《寄欧阳舍人书》这封信作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庆历六年(1046年)夏,曾巩奉父亲之命,写信请欧阳修为已故的祖父曾致尧作一篇墓碑铭。当年,欧阳修写好《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曾巩于次年即写此信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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