谤誉

柳宗元

原文 译文 拼音版

凡人之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则多谤,在上则多誉;小人在下则多誉,在上则多谤。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则誉至,不得其宜则谤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乱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则道必咈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杀可辱,而人犹誉之。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则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宠可富,而人犹谤之。君子之誉,非所谓誉也,其善显焉尔;小人之谤,非所谓谤也,其不善彰焉尔。

但凡被人家毁谤或赞誉的人,也各有各的被毁谤或被称赞的原因。君子如果身居下位便会遭到很多的毁谤,如果身居上位就会受到不少赞誉;小人身居下位便会赢来很多赞誉,身居上位就会落得很多毁谤。什么原因呢?君子适宜于身居上位不适宜于居处下位,小人适宜于居处下位不适宜于身处上位。处于应处的地位便会赢得赞誉,处于不宜处的地位就会遭到毁谤。这是指的一般性情况。

然则在下而多谤者,岂尽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誉者,岂尽仁而智也哉?其谤且誉者,岂尽明而善褒贬也哉?然而世之人闻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则群而邮之,且置于远迩,莫不以为信也。岂惟不能褒贬而已,则又蔽于好恶,夺于利害,吾又何从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善人者之难见也,则其谤君子者为不少矣,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传之记者,叔孙武叔,时之贵显者也。其不可记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时得君而处乎人上,功利及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欢而戴之,向之谤之者,今从而誉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

但是,君子遭逢乱世,不得已而处于上位,那么,他所行之道必定会违背国君的旨意并且一定会施恩惠给人民。由于这样,毁谤便会产生于上而不会产生在下面。所以,对上来说,该杀头该受侮辱,但人民还是会赞誉他。小人遭遇乱世而后能够混进上层社会,那么,他所行之道一定会符合国君的心意并且遗祸给人民。由于这样,赞誉便会产生在上面而不会产生在下面。所以,他可以受到宠爱变得富裕,但人民还是会毁谤他。君子得到的赞誉,不是一般人认为的赞誉,而是他的善行自然表现啊;小人受到的毁谤,也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毁谤,而是他的恶行的自然表现啊。

或曰:“然则闻谤誉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恶可?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则信之;不善人也,则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则已耳。如有谤誉乎人者,吾必征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吾又安取惧焉?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吾又安敢荣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这样说来,那些身处下位而遭到很多毁谤的人,难道全部都是愚蠢或者狡猾的人吗?身处上位而受到很多赞誉的人,难道全部都是仁慈或者聪明的人吗?那些毁谤或者赞誉他人的人,难道全部都是明智或者是长于褒贬的人吗?但是社会上的人听了就会十分糊涂。从一个庸人口中传出,便引起一群人的传播,并且由近及远四方散播。没有不信以为实的。(这样一来),岂止不知该如何对一个人加以褒贬,(并且)还被自己的好恶心理所蒙蔽,被利害关系所左右,我们又怎么能够得到评价一个人好坏的实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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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毁谤和称誉。《国语·晋语六》:“考百事於朝,问谤誉於路。”唐柳宗元《谤誉》:“凡人之获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清龚自珍《尊史》:“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

柳宗元

柳宗元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世称“柳河东”。贞元九年(793)进士,授集贤殿正字,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永州司马。十年后迁为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病死任上。柳宗元与韩愈共倡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其诗与韦应物并称“韦柳”。有《柳河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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